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完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解讀)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完善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是我國一部人性化的制度，下面YJBYS小編為大家搜集的一篇“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完善”，供大家參考借鑒，希望可以幫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完善刑事訴訟中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是一種司法鼓勵或者說司法回報，將自首、坦白、退贓退賠、當庭認罪等體現(xiàn)行為人對自己犯罪行為的交待與承認程度的一系列規(guī)定予以整合和統(tǒng)一，能更好地保證司法效率。
我國法律中關于認罪認罰從寬的相關規(guī)定
我國刑法和刑事訴訟法已有對于認罪認罰從寬的相關規(guī)定，具體包括：
(一)刑法中的規(guī)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認罪認罰的表現(xiàn)形態(tài)包括自首、坦白、積極退贓、賠償損失、當庭認罪等情形。有的情形已作為法定量刑情節(jié)在刑法中予以明文規(guī)定。如刑法修正案(九)第44條規(guī)定，犯貪污罪，在提起公訴前如實供述自己罪行、真誠悔罪、積極退贓，避免、減少損害結果的發(fā)生，有貪污數(shù)額較大或者其他較重情節(jié)的，可以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第45條第2款規(guī)定：“行賄人在被追訴前主動交待行賄行為的，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從刑罰執(zhí)行的層面來看，此制度主要體現(xiàn)在緩刑、假釋和減刑的規(guī)定中，都意味著行為人能認罪服法以及能更好地改造自己，所以可以得到相應的司法回報，對其從寬處理。
(二)刑事訴訟法中的規(guī)定。一是簡易程序。刑事訴訟法明確規(guī)定對于案件事實清楚、證據(jù)充分，且被告人承認自己所犯罪行，對指控的犯罪事實沒有異議的案件，可以適用簡易程序審判，一般應在法院立案后20日內(nèi)審結。簡易程序一方面可以節(jié)約司法機關辦案成本，另一方面也體現(xiàn)了對認罪被告人的一種程序性獎勵。二是當事人和解的公訴案件程序。刑事訴訟法中對于幾類特定類型的公訴案件，如果因為行為人主觀上真誠悔過，并且通過賠償損失等方式取得了被害人的諒解，被害人也愿意和解的，則可以采取和解的方式解決案件。案件達成和解之后，檢察機關可以從寬處理。應該說，判斷犯罪嫌疑人有無認罪悔罪表現(xiàn)，除了司法機關依法認定以外，被害人也享有一定的發(fā)言權。
統(tǒng)一構建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必要性
我國法律關于認罪認罰從寬的規(guī)定是合理的，大體上能相互銜接，但筆者認為尚存在一定的缺陷，需要統(tǒng)一構建這一制度。
(一)實體法上的缺陷。一是刑法中并沒有對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予以系統(tǒng)全面的規(guī)定。刑法中關于自首、坦白等規(guī)定零星分布，阻礙了對其共同本質的認識，更不利于宏觀的制度構建。二是刑法中關于自首、坦白等規(guī)定大都是“可以型”的從寬處罰情節(jié);積極退贓、賠償損失、當庭認罪等往往缺乏明文規(guī)定，實踐中作為酌定從輕情節(jié)。這種彈性規(guī)定為權力尋租提供了可能性，容易滋生司法腐敗，也無法明確給予認罪、悔罪的犯罪行為人對應的司法回報，難以在最大程度上鼓勵犯罪行為人及早認罪。
(二)程序法上的缺陷。除簡易程序、當事人和解程序以外，“兩高”自2014年以來試點的刑事案件速裁程序也涉及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但這些都沒有將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作為一個上位概念，未進行系統(tǒng)的程序設計。具體存在兩個問題：一是認罪認罰并非決定性因素。簡易程序、刑事案件速裁程序、當事人和解的公訴案件程序，雖然以行為人認罪認罰為適用前提之一，但并非主要考量因素。二是目前的刑事司法中缺乏審查被告人認罪認罰與否的程序機制，即便被告人認罪認罰，仍有可能通過普通程序進行全面審理。
完善我國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設想
為了更好地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筆者認為，需要從以下方面進行完善：
(一)立法上對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給予更積極的評價。一是將被告人所有的認罪認罰情節(jié)(包括積極退贓、賠償損失、當庭認罪等)統(tǒng)一為強制性法定考量情節(jié)，并予以精細化處理。即如果被告人符合認罪認罰從寬的條件，都“應當”而不是“可以”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法官在判決時必須適用，以合理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權。當然，自首、坦白等情節(jié)反映了被告人不同的認罪悔罪程度，以及對司法資源的節(jié)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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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完善》(.unjs)。因此，有必要從刑事政策角度，基于公正原則，針對這幾種情節(jié)確定不同的量刑獎勵，以實現(xiàn)真正意義上的罪責刑相適應。比如，同為自首，自首時犯罪事實有無被司法機關發(fā)覺，主動自首與明知他人報案而在現(xiàn)場等待，以及自首后有無翻供均應有所區(qū)別。如果刑法明確將積極退贓、賠償損失、當庭認罪等情節(jié)予以從寬處理，被告人就能預知自己能獲得的司法回報，對于認罪認罰從寬體系的'統(tǒng)一性也大有裨益。
二是適時擴容特別自首的范圍。特別自首規(guī)定于刑法分則中，針對的是特定犯罪和特定犯罪行為人。從各國立法情況來看，主要是針對那些隱蔽性強、危害性大或者司法運作成本高的案件，通過給予這類案件犯罪行為人相應輕緩的處罰，以求盡快將案件偵破。有的國家主要限定于職務犯罪，有的則范圍較為廣泛。例如，法國刑法典第138條、第226條規(guī)定，犯偽造貨幣罪、加入幫會罪，能自首并揭發(fā)同案犯者，免除處罰;日本刑法典第80條、第93條規(guī)定，犯預備或陰謀內(nèi)亂罪、幫助內(nèi)亂或幫助預備或陰謀內(nèi)亂罪在未達到 前自首的，免除處罰。實踐中，職務犯罪以外的一些犯罪，如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組織犯罪、 性質的組織犯罪、毒品犯罪等，由于組織嚴密，犯罪嫌疑人反偵查能力強，從瓦解犯罪組織入手，有利于查破案件。因此，從刑事政策角度考慮，我國應通過立法、司法解釋，承認由于案件性質的不同造成的認罪認罰從寬的差異化，對上述幾類案件作出適用特別自首的規(guī)定。
(二)完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認罪認罰證據(jù)的采集工作。實踐中，有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認罪認罰的證據(jù)數(shù)量較為有限，其原因主要為“控方量刑信息較為匱乏”“辯方搜集量刑信息具有較大的局限性”“缺乏量刑社會調查報告制度”等等。要使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落到實處，強化認罪認罰證據(jù)的采集工作不可或缺。一是控方要重視無罪、罪輕證據(jù)的收集。相關規(guī)范性文件均明確了檢察機關、偵查機關對量刑證據(jù)的取證、審查義務，但一些辦案人員仍只重視收集定罪的證據(jù)。筆者建議，一方面，檢察機關、公安機關要加大對犯罪行為人人身危險性相關證據(jù)的收集;另一方面，在強化偵查人員客觀、全面收集案件證據(jù)的同時，檢察機關在準備提起公訴時也應認真審查、補充調查或委托第三方調查。二是增加辯方提供認罪認罰證據(jù)的可能性。一方面，要通過書面權利告知，自偵查開始就讓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屬知道哪些類型的材料可以納入認罪認罰證據(jù)，并明確告知該類證據(jù)所需要的載體及表現(xiàn)形式;另一方面，增加律師參與訴訟的力度，鼓勵犯罪嫌疑人聘請律師，擴大法律援助的范圍。此外，還要保障律師調查取證的權利，使辯護律師能夠通過自行取證或者申請調查取證獲得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利的量刑證據(jù)。
(三)構建相應程序。一是在法律上對被告人認罪認罰案件作出明確規(guī)定，建立一種快速審理的程序。如能將現(xiàn)有的簡易程序、刑事案件速裁程序、當事人和解的公訴案件程序進行系統(tǒng)整理，將對進一步優(yōu)化資源配置，落實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具有更大的現(xiàn)實意義。二是設置一個庭前專門量刑協(xié)商程序。如果被告人主動認罪，在開庭以前可以就量刑問題進行協(xié)商。從國外情況來看，為了保障程序合法公正，控辯雙方在協(xié)商量刑問題時，需要有法官的參與，并且程序需要公開。所以，為了保證庭前量刑協(xié)商程序符合規(guī)定，可以將這個制度放在庭前會議中，由法官主持，使得控辯雙方可以在量刑問題上達成一致意見。三是司法人員應重點審查認罪認罰的客觀性和自愿性，以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權益。在確保被告人認罪認罰的客觀性、自愿性和相關訴訟權利得到保障的基礎之上，兼顧司法程序的經(jīng)濟性，以促進案件的快速審理。
(四)合理限制上訴范圍。按照目前我國法律規(guī)定，認罪認罰案件中的被告人可以不服一審判決進行上訴。筆者建議通過修法合理限制上訴的范圍：一是如果被告人提出上訴的理由是其認罪認罰并非其真實意思表示，司法機關存在刑訊逼供、暴力威脅等司法行為，那么應當允許其提出上訴。因為被告人自愿認罪供述的合法性已經(jīng)有所動搖，一旦為非法證據(jù)必須予以排除。二是如果被告人提出上訴的理由是因為量刑的問題，則不應該得到允許。因為基于被告人認罪認罰，其已經(jīng)獲得了相應的從寬處理，而且這種處理一般來說是得到了控辯雙方的協(xié)商和認可的，所以被告人不應該違反當初的承諾而提出上訴。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解讀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解讀
俗話說，誰沒有犯過錯，對于真心認錯的人，法律應該予以從寬處理。下面YJBYS小編為大家搜集的一篇“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解讀”，供大家參考借鑒，希望可以幫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當日舉行的新聞發(fā)布會上，“兩高”相關負責人對開展試點后是否會出現(xiàn)“同罪不同罰”、如何避免司法貪腐等問題進行了說明。
關注1是否所有案件都適用認罪認罰從寬?
性質惡劣的犯罪分子，認罪也必須依法嚴懲
性質特別惡劣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認罪認罰，是否也能“從寬”?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庭長沈亮表示，認罪認罰從寬跟刑法所規(guī)定的自首從寬一樣，沒有特定的案件范圍的限制。
沈亮表示，依法從寬是依照刑法規(guī)定從寬處罰，而不是法外的從寬、突破法律規(guī)定的從寬，更不是無限的從寬。此外，認罪認罰是“可以從寬”，要根據(jù)案件的事實和法律綜合考量，并非一律從寬。
“如果犯罪性質惡劣、犯罪手段殘忍、社會危害嚴重的犯罪分子，其坦白認罪不足以從輕處罰的，也必須依法嚴懲。”沈亮說，認罪認罰案件必須確保寬嚴有據(jù)、罰當其罪，避免“片面地從嚴”和“一味地從寬”這兩種錯誤的傾向。
此外，根據(jù)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授權決定，兩高將制定試點辦法，對適用條件、從寬幅度、辦理程序、證據(jù)標準、律師參與等作出具體規(guī)定。沈亮表示，最高法院將會同最高檢和有關部門盡快抓緊制定實施方案，爭取盡快出臺實施。
關注2是否會出現(xiàn)不同地區(qū)“同罪不同罰”?
將制定具體辦法完善量刑指南
在18個城市開展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試點后，是否會出現(xiàn)不同地區(qū)“同罪不同罰”的現(xiàn)象?
對此，最高人民檢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主任萬春表示，認罪認罰從寬是“坦白從寬”這項刑事政策的一種具體化、制度化、程序化、規(guī)范化。在保證司法公正的前提下，對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認罪的案件，在辦理程序上適當從簡，在實體處理上適當從寬，使原來坦白從寬的政策更具有操作性和規(guī)范化。
萬春說，認罪認罰從寬不是“無邊的從寬”，是在法律規(guī)定的幅度下進行從寬，所以不會有嚴重突破法律的情況發(fā)生。另外，將來還要進一步完善量刑指南，使得在適用從寬幅度上能夠有更加明確、具體的依據(jù)，“所以不用擔心發(fā)生很明顯的同案不同判的情況”。
關注3被害人不同意對嫌疑人“從寬”怎么辦?
是否達成諒解協(xié)議作為量刑重要考量
認罪認罰從寬，如果刑事案件的被害人不同意對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從寬處置，如何處理?對此，沈亮表示，辦理認罪認罰案件在保護被告人合法權益的同時，也要保護好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權益，試點方案強調刑事被害人的有效參與，法院、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聽取被害人及其代理人的意見，并將被告人與被害人是否達成諒解協(xié)議作為量刑的重要考量因素。
沈亮表示，試點中要敦促刑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向被害人賠禮道歉，退贓退賠，賠償損失。對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認罪認罰但沒有退贓退賠、賠償損失的，未能與被害人達成調解或和解協(xié)議的，在考慮如何從寬時要有區(qū)別。
關注4會不會出現(xiàn)權錢交易等司法貪腐?
公檢法刑訊逼供、暴力取證將被追責
開展“認罪認罰從寬”試點后，是否會出現(xiàn)司法不公、權錢交易等司法貪腐問題?“這是社會各界普遍關心的一個重要問題?！比f春回應稱，將通過訴訟環(huán)節(jié)程序上的制約、檢察機關的法律監(jiān)督、嚴格的責任追究，來防止“金錢案”、“人情案”、“關系案”發(fā)生，確保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有罪的人受到公正懲罰。
萬春說，首先，要堅持證明標準，試行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并沒有降低法定的證明犯罪的標準。其次，要規(guī)范訴訟程序。必須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享有的辯護權和其他訴訟權利，要向其告知認罪認罰的法律后果，完善法律援助值班律師制度，確保認罪認罰的自愿性和具結書內(nèi)容的真實性和合法性。
再次，要加強監(jiān)督制約，公檢法三機關要認真貫徹刑事訴訟法規(guī)定的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的原則，確保認罪認罰案件的辦案質量。
最后，要強化責任追究。他表示，對于法院、檢察院、公安機關工作人員在辦理認罪認罰案件中，有刑訊逼供、暴力取證或者權錢交易、放縱犯罪等濫用權力、徇情枉法的情形，若構成犯罪的`，應當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尚未構成犯罪的，要依法給予行政處分或者紀律處分。
關注5認罪后反悔了怎么辦?
認罪認罰反悔后進入普通程序處理
試點會不會出現(xiàn)嫌疑人被迫認罪的現(xiàn)象?如果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認罪后又反悔了，如何處理?萬春回應稱，辦理認罪認罰案件必須確保他的認罪認罰是自愿的。
萬春指出，試點中，必須充分告知犯罪嫌疑人認罪認罰的法律后果，重點審查其認罪的自愿性和認罪過程的合法性，如果在偵查過程中通過刑訊逼供這類手段造成認罪，不但要糾正違法行為，同時認罪的供述不能作為認定犯罪的證據(jù)使用。
“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可以在偵查、審查、起訴和審判各個階段進行認罪認罰”，萬春表示，認罪認罰事后又反悔的，也是一項權利，如果反悔以后不再認罪認罰，就進入普通程序處理;如果反悔以后，在明確了自己到底享有哪些訴訟權利、明確認罪認罰的后果基礎上，又重新做了認罪認罰供述的話，還繼續(xù)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同樣，在認罪認罰案件判決后，犯罪嫌疑人認為他受到了錯誤的引導，或基于錯誤認識認罪認罰的，也可以提出上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