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科：唐崖土司遺址，荊南雄風今猶在

元明清三朝，中央政府在廣大的西南、西北少數民族聚居區(qū)建立了3000多個大小土司，其中鄂西南就有18個著名土司，有人將這18個土司串在一起編成了一首詩歌：“中建爭雄金峒寒，東鄉(xiāng)忠路望山盤;沙溪大旺唐崖郡，木冊高樂臘壁間;漫水東流歸卯洞，散毛西去有龍?zhí)?只因中峒當忠孝，開府施南百福安。”
　　唐崖土司作為鄂西南18大土司之一，是行政級別最低的土司;但由于其地理位置的特殊和遺址保留的完整，在第39屆世界遺產大會上，與湖南永順老司城、貴州遵義海龍屯一并作為“土司遺址”成功入選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一部土司制度的興亡史
　　1406年，明成祖朱棣奪取帝位后，用14年時間修建了北京紫禁城。朱棣怎么也不會想到，早在1355年的湖北唐崖河畔，就有了一座比紫禁城還大的土司城。這座土司城比北京紫禁城早建了整整50年。它就是唐崖土司城。
　　走在山間平坦寬敞的青石小徑上，如果沒有人提醒，這就是400年前唐崖土司城的街道，你一定不會想到自己正行走在一座古城池里。左右環(huán)顧，青山環(huán)抱，綠水纏繞，院落莊稼，炊煙繚繞，哪有什么城郭的痕跡。然而，這里真真切切就是唐崖土司城的遺址。
　　唐崖土司遺址坐落在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咸豐縣唐崖鎮(zhèn)（原尖山鄉(xiāng)）唐崖村，是目前湘鄂川黔土家族聚居區(qū)保存較為完整的土司遺址。唐崖土司城始建于元朝至正十五年（1355年），歷元明清3代近400年，經歷16代18任土司。唐崖土司覃氏是當地土著，民國《咸豐縣志·土司志》記載：“覃啟處送，元朝時有功，以武略將軍授唐崖宣慰司職。其子覃值，洪武四年（1371年）隨征南將軍廖永忠征蜀，‘因冒微過’，于洪武七年（1374年）降為長官司，后老死軍營。”覃值有7子，次子覃耳毛世襲唐崖土司職，依次傳給覃忠孝、覃斌、覃彥實、覃文銘、覃天富、覃萬金、覃柱、覃文端、覃鼎、覃宗堯、覃宗禹（宗堯弟）、覃鈜（宏）、覃溥澤、梓椿、梓桂（椿弟）。至雍正十三年（1735年）“改土歸流”，覃梓桂之侄覃光烈和孫子覃世培遷往湖北漢陽。
　　唐崖土司在發(fā)展歷程中幾經興衰，據《明史》記載：“唐崖長官司，元唐崖軍民千戶所，明玉珍改安撫司，洪武七年（1374年）四月改長官司，后廢。永樂四年（1406年）三月復置，直隸施州衛(wèi)。南有黔水，即清江之上源。”清康熙三年（1664年），覃氏歸順清王朝。康熙十三年（1674年），依附吳三桂;康熙十九年（1680年），歸順清廷，曾受宣慰司偽印;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依附譚宏;次年，歸順清廷，降為長官司。雍正十三年（1735年）“改土歸流”，清廷調覃世培到漢陽任知縣，從而結束了覃氏在唐崖世襲的歷史。至今，覃氏在唐崖土司遺址附近和咸豐縣境內子孫廣布，為當地大姓。

　　唐崖土司以驍勇善戰(zhàn)著稱，屢次被朝廷征調。在《土家族軍事史研究》一書中，石亞洲教授對土家族土司的軍事活動進行了梳理。根據他的統(tǒng)計，唐崖土司在有明一代有影響的征調有11次。唐崖土司最為強盛的時期是明朝萬歷、天啟年間。民國《咸豐縣志·土司志》稱：“明季唐崖土司最倔強。”天啟二年（1622年），土司王覃鼎奉命征討渝城（今重慶），生擒樊龍、樊虎。天啟二年（1622年），唐崖土司征討水西安邦彥，平息苗民起義。天啟三年（1623年），唐崖土司奉命征討永寧奢崇明、奢世輝叛亂。在各次征調中，唐崖土司均勇猛善戰(zhàn)，立下赫赫戰(zhàn)功。四川右布政使朱燮元提奏，授唐崖土司宣慰使職。明朝廷皇令二道，賜大坊平西將軍“帥府”二字，建牌坊一座，書“荊南雄鎮(zhèn)，楚蜀屏翰”8個大字。內政上，在覃鼎夫人田氏與欽依峒主覃杰的主持下，土司城修葺一新，規(guī)模空前。文教上，唐崖學子在文人張云松的教誨下，欣欣向學，漢文化在唐崖廣泛傳播。
　　隨著軍事強大，經濟發(fā)展，文教興盛，唐崖土司管轄的范圍不斷擴大，其管轄范圍包括今天湖北咸豐縣唐崖鎮(zhèn)和活龍坪鎮(zhèn)全部、高樂山鎮(zhèn)、清坪鎮(zhèn)、丁寨鄉(xiāng)、小村鄉(xiāng)、大路壩鄉(xiāng)以及重慶黔江區(qū)灣潭和縣壩部分地區(qū)，方圓100多千米。
　　一座土家族建筑藝術寶庫
　　作為唐崖土司的治所，唐崖土司城是14～18世紀唐崖土司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中心。從考古發(fā)掘看，唐崖土司城經過了規(guī)劃者的精心選擇和科學規(guī)劃。土司城依山傍水，風景秀麗，前有唐崖河，背靠玄武山，左有青龍山，右有白虎山，司城所在山體緩緩向東南延伸，形成幾級臺地。四周青山疊嶂，溝壑縱橫，霧靄纏繞。奔騰的唐崖河從北而來，環(huán)城垣南下。其選址反映出土家族崇尚自然的精神信仰與天人合一理念的完美結合。規(guī)劃者充分利用地形，依山而建，整個城池的營建意在表達龜型山意向。在城池防御格局上，順應山岳、溝壑的走勢，充分利用自然地形地貌，以山脈、河流、溪溝為天然屏障。重視人文與自然地理環(huán)境的和諧共生，整座城池背山面水，與自然環(huán)境恰如其分地融合，景色優(yōu)美。在空間和地形上，隨形就勢布置道路、城墻和建筑，表現(xiàn)出對自然的依戀和順應，并注意自然與建筑在空間上的協(xié)調。
　　美如仙境的土司城選址說明，當時的土司統(tǒng)治者在崇尚自然和利用自然的過程中，注重自然與人文的融合、審美與實用的結合。土司城具有虎踞龍盤之勢，既考慮對自然環(huán)境的依托，又充分考慮防御、街道、碼頭、宗教場所、衙署、居民生活區(qū)的布局。在規(guī)劃中，除尊崇自然外，也考慮實際需要：一是考慮有險可守，便于設置安全防御體系;二是考慮有足夠利用的空間，便于安排其衙署區(qū)、宗廟區(qū)、軍事區(qū)，以及書院、花園、養(yǎng)馬場、狩獵場等功能性院落，居民生活區(qū);三是考慮生存與發(fā)展的需要，有可利用的資源，尤其是水資源、石材資源、木材資源;四是考慮出行方面，有便利的交通要道，便于對周圍行政區(qū)域的管理，出現(xiàn)入侵或內亂便于迅速逃生。城市整體規(guī)劃的考量周全而縝密。唐崖土司城的布局與結構也很講究。通過考古發(fā)掘和對現(xiàn)存道路、建筑、水源系統(tǒng)考察，唐崖土司城在布局上有如下特點：
　　第一，土司城三重結構布局明顯。在規(guī)劃時，利用周圍的天然壕溝作為第一道城墻，核心區(qū)人工壘成的城墻為第二道城墻，衙署區(qū)的圍墻為第三道城墻。這種三重結構體系明顯受到漢文化區(qū)都城建制“外城—皇城—宮城”格局的影響。
　　第二，從土司城的整體結構形態(tài)看，具有明顯的規(guī)整方正布局理念，中軸線從局部發(fā)展到整體，形成沿中軸線兩側對稱的城市形態(tài)。
　　第三，城內由道路、圍墻和院落構成封閉緊湊、等級森嚴的里坊結構。這一結構顯然受漢文化區(qū)都城布局的影響。

　　第四，在空間安排和布局上，核心區(qū)位于規(guī)劃定制的中心，且有明顯的中軸線，城內的功能分區(qū)和布局都以這條中軸線為核心展開。
　　第五，城內以上、中、下三街和三條下河道為主干，形成縱橫交錯的路網結構，構成城市的骨架，也是城市布局的依據。
　　總體來看，唐崖土司城邊界明確，空間布局緊湊合理，整體結構嚴謹對稱，在我國西南地區(qū)數以千計的土司城遺存中具有典型性和普遍性。從城址結構布局看，明顯受到漢文化區(qū)都城建制的影響，是明代中后期我國西南土司學習、吸收漢文化的結晶。在空間安排和布局上，衙署區(qū)位于規(guī)制定義的中心，有明確的中軸線。牌坊位于中軸線東端的起點，是整個城址最重要的標志性建筑。從現(xiàn)有布局看，土司城之內各重要功能區(qū)的劃分與布局都以這一中軸線為核心展開布局。城址不僅是土司治所，還包括土司、貴族、普通貧民，具有生產、貿易、生活等多功能的區(qū)域聚落中心，既是政治中心，又是經濟和文化中心。這與湖南永順老司城作為一個單純的土司治所、貴州海龍囤作為單純的軍事城堡區(qū)別明顯。
　　唐崖土司遺址規(guī)模宏大，考古發(fā)掘證實，土司城天然壕溝內面積74萬平方米，是鄂西地區(qū)土司遺址中單體面積最大的一個，甚至比北京故宮的面積還大;土司城內主體面積35萬平方米;城內南部核心區(qū)大致呈長方形，東西長550米，南北寬410米，總面積22.55萬平方米;衙署區(qū)大致呈正方形，面積2.45萬平方米。土司城內功能齊全完備，有街道、引排水系統(tǒng)、水井、碼頭、衙署、牌坊、廟宇、左營房、教場、小衙門、存錢壩、宗廟、大寺堂、牢房、墓葬區(qū)、狩獵場等，一應俱全，俗稱“三街十八巷三十六院”。
　　唐崖土司城始建于元朝至正年間，其間有幾次大的維修，有明確記載的是明代天啟年間，土司王覃鼎夫人田氏從四川峨嵋山回來后，囑欽依峒主覃杰會同眾士創(chuàng)修大寺堂、張王廟、眾族房、牌樓、街道。石人、石馬、街道、大寺堂、張王廟以及大小院落都完成于這一時期，這也是唐崖土司城池最后定型期。“改土歸流”后，唐崖土司城一天天衰敗。清道光詩人馮永昶在《唐崖司》中寫到：“煙樹蒼茫望里分，當年歌舞寂無聞。惟留廢苑埋荒草，但見空山走白云。枯木寒鴉玄武寺，斜陽衰柳土司墳。千秋憑吊情何極，況聽哀猿又叫群。”唐崖土司城輝煌不再，留給詩人許多悲戚。
　　關于唐崖土司城的損毀，由于沒有文獻記載，至今還沒有一致的說法。或說是，“改土歸流”后，清廷將土司嫡系遷往漢陽等地，土司城無人照管，自然毀滅;或說是，“改土歸流”后，毀于火災;或曰，毀于1856年小南海大地震;或曰，毀于洪水。這些說法都難以找到有力的證據。
　　一段已消失文明的珍貴見證
　　今天，盡管不能完全目睹唐崖土司城當年的輝煌，但通過考古發(fā)掘和地面存留物，仍然可以想見當年唐崖土司城的宏大與繁華。
　　考古發(fā)掘證實，唐崖土司城內土司時期的遺跡非常豐富，尤其是地面遺存保留很多，道路和水井還在使用。主要遺跡有城墻、道路、院落、石橋、采石場、碼頭、墓葬、建筑基址等，城防設施、交通設施、建筑基址、墓葬、苑囿、手工業(yè)遺址等多種類型遺存保留完好。特別是保存完整、井然有序的道路、院落、城墻體系，呈現(xiàn)出城市主體一次性規(guī)劃、一次營建的特征。
　　在唐崖土司遺址存留的諸多遺跡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完整的道路、城墻、石人、石馬、石牌樓、土司皇墳、“夫妻杉”等。
　　調查表明，土司城內的28條巷道，從土司時期沿用至今。另有11條巷道，大多保存完好。

　　通過考古發(fā)現(xiàn)，城墻走向清晰，整體接近梯形。土司城的東面、北面和南面大部分地方修建了外城墻，在其北面和東北面還修建了內城墻。城墻大多可見，保存在1米以上。其中，臨河一面保存最為完好，高達2.5米，現(xiàn)存城墻基寬3.2米。在城的東門處，原有的城樓基礎墻體遠遠大于城墻的寬度，現(xiàn)殘寬6～7米，東城墻殘長150米。從城墻構筑方式看，基本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獨立墻體型，主要是在地面修建，為石頭包土結構即中間包土，兩邊用石頭砌成規(guī)整的墻體;另一種為堡坎型，充分利用地勢，將陡峭的基石直接加工成垂直的墻體，或者在坡面用石塊砌成垂直的堡坎。
　　在唐崖土司城的進口處，是桓侯廟和石人、石馬。石馬用整塊巨石鑿成，勢如騰驤，氣勢非凡。左側石馬高2.38米，背寬0.7米，長2.8米。馬身雕飾鞍、鐙、韁、轡，雕工圓潤精細。韁上陰刻小字：“萬歷辛亥歲季夏月四日良旦，印官田夫人立。”石人高1.9米，披盔甲，佩劍抱傘，侍立馬前，形象逼真。右側石馬高2.08米，長2.5米。馬韁陰刻小字：“萬歷辛亥歲季夏月四日良旦，峒主覃杰同男覃文仲修立。”石人頭已毀，殘身高1.6米，掛盔甲，侍立于旁。兩馬間距4.8米。據說，石人、石馬是土司王覃鼎的馬夫和座騎。有詩寫到：“石人石馬在閬州，大仙留下幾千秋。青草齊眉難開口，黃塵滿面一鍪兜。狂風呼呼無毛動，細雨霏霏有汗流。牧童有繩牽不去，狂鞭怒打不回頭。”其靈動形象的造型和騰空欲飛的氣勢躍然紙上。沿下河道左上行約500米，有石牌坊一尊，明天啟三年（1623年）皇帝賜修。石牌坊是土司城的屏障，矗立在司城中央，前為中街，后為衙署，雄偉壯觀，是土司城遺址中的藝術精品。牌坊為全石結構，一斗三開亭閣式斗拱建筑，飛檐翹角，三門四柱，通高1.15米，通寬8.4米。前后均用高2.5米、寬0.7米、厚0.25米的鼓石護撐，門前立石獅一對。中門寬2.9米、高5米。側門寬1.7米，高3.5米。以整石為枋，鑿榫為柱相接。枋間以厚15厘米的薄石鑲嵌，其上雕有人物、書畫、文字、龍鳳。臨街一面陰刻“荊南雄鎮(zhèn)”4個蒼勁醒目大字。后面陰刻“楚蜀屏翰”4個大字，下題“湖廣唐崖司征西蜀升都司僉事兼宣撫司宣撫使覃鼎立天啟四年正月吉旦”。石牌坊有“土王出巡”“麒麟奔天”“哪吒鬧海”“舜耕南山”“漁樵耕讀”“云龍吞霧”等題材浮雕。牌樓的門、柱、坊額和飛檐全是石頭雕成，從樓基到樓頂，收放自然，堅固協(xié)調。傳說當初石牌坊怎么也立不起來，正在工匠們無可奈何之時，來了一個討飯的乞丐，立牌坊的人就給了他一碗飯，但乞丐并沒有馬上吃飯，而是將筷子插在飯碗中間。工匠們受此啟發(fā)，逐采用“堆土法”將牌坊立起。

　　沿石牌坊、經衙署面西而上，在土司城西北角坡地上有并列兩座墳墓，一為土王墓，一為田氏夫人墓，占地400平方米。墳墓宏大華麗，墓地氣勢非凡。槨室以鉆鑿砂巖壘成。前觀為坊木結構的一斗三升式重檐建筑，長7米。屋面雕飾筒瓦，脊雕龍首裝飾，檐下斗拱明顯，5根廊柱形成4間墓室。廊柱為長方形，面寬0.45米，厚0.6米;柱間寬1～1.1米。廊室間距1.85米，高2米;廊頂雕刻圓形藻井飾。再進為4個墓室，前有抹石門8扇，門高1.65米，厚0.1米，寬0.67米左右，門上雕飾格欄。墓室以整塊砂石合成，中室和側室各有石棺床，長2.7米，寬0.9米。后有壁龕，離棺床0.5米。室間以整塊石隔開，厚0.15米左右;中雕小格窗，窗眼為錢紋圖案。室頂雕刻藻井，以花為紋飾圖案。墓前為八字形祭臺，前端各立一小獸，兩側飾以精雕麒麟，高約1米。整個墳墓用石材建成，精雕細刻，是唐崖土司石雕藝術精彩之作。相傳，當年土王死后，用了48口同樣的棺材，用同一規(guī)模和同一葬式，在同一時間出殯，以混淆真?zhèn)危乐贡I墓。但土王的良苦用心仍然未逃過盜墓人的貪婪，墓里面究竟有多少奇珍異寶，至今還是一個謎;土王生活的奢侈，也還是在想象中。
　　距土王墓約1000米遠的玄武山上有兩株合圍4.7米、高40余米的古杉，當地人稱其為“夫妻杉”，相傳是覃鼎夫人田氏于明天啟年間親手所栽。兩樹枝干連理，并峙而立，冠幅225平方米，任幾百年的風霜雨雪，仍然枝繁葉茂，根葉相連。
　　站在武陵山脈的高地上俯視，衰草寒煙下的唐崖土司城被籠上一層神秘的色彩，從氣勢恢宏的荊南雄鎮(zhèn)牌坊，雕工細致的石人、石馬，到新發(fā)掘的極為完整的“三街十八巷三十六院落”遺址，集市、寺院、衙署、學堂分列其中，阡陌縱橫，仍可遙想當年的熱鬧情景。
　　唐崖土司遺址綿延近400年之久，留下了古老文明的佐證，它是中國歷史上中央政權治理邊疆少數民族的智慧選擇，也是多元文化融合的結晶，體現(xiàn)了統(tǒng)一的多民族國家中央政權秉承的“修教齊政、因俗而治”的傳統(tǒng)理念和政治智慧，具有世界范圍內的普遍價值。
　　作為一段已消失文明的珍貴見證，唐崖土司遺址不僅體現(xiàn)了土家族的歷史沿革、風俗習慣、宗教信仰和哲學觀念，而且形象地展現(xiàn)了土家族的哲學觀念和藝術精神。唐崖土司城址也是西南地區(qū)單體規(guī)模最大、地面遺存類型最豐富、數量最多、保存最好的一個土司城遺址，對于人們深入了解武陵山區(qū)明清土司遺址的選址與空間結構提供了非常珍貴的材料，是深入認識和研究我國西南少數民族地區(qū)獨具特色的土司制度的重要物證。遺址留下的多元并存的文化遺跡，體現(xiàn)了西南土司對中原文化的敬仰、吸收與融合，表現(xiàn)出中原漢文化對西南少數民族文化的強大影響，是中華民族文化認同的見證物。